1934年3月20日，中央苏区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刊登了一封联名信。当时一批从“白区”来苏区工作的干部，就《红色中华》提出节省运动的号召，向编辑部去信告知他们具体响应号召的办法。信是这么说的：
我们是从白区来的，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，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，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，愿意：
一，每天节省二两米，使前方红军吃饱，好打胜仗；
二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，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。
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，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，都同我们一起，来响应《红色中华》的节省号召！
由于这些“白区”来的同志，在苏区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，其生活必需品主要靠单位供给。这封信的署名人一共有二十三位，其中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：陆定一、邓颖超、博古、毛泽覃、成仿吾等。
当时的中央苏区干部，不仅自发节约粮食，甚至在有的情况下，自带粮食上班开会，不要公家发放的粮食。笔者寻到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《红色中华》中刊登了一则短消息：“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，日前各当选的代表集中开会时，一致要求自带伙食，而把公家发给的伙食费，捐助红军战费”，随后简要介绍了泮溪区苏维埃新当选代表的提案，基本都与农业生产有关。
农业生产对于中央苏区的存续至关重要。一方面，红军在前线对敌人的“反围剿”，必须大量储备粮食，陈云在1934年1月27日发表的《为收集粮食而斗争》中，开篇即指出“保证和充实粮食的供给，是争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”。另一方面，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，换取“白区”的工业品，也要靠苏区生产的茶叶、竹木等农产品。
为了支援前线，广大苏区干部群众，宁可自己吃得少些、吃得差些，而把谷子供给或廉价卖给苏维埃与红军。
1934年7月22日，中央苏区发布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，《红色中华》在四天后刊登了这一决定，决定先是回顾了此前借谷二十四万担的事，“使得我们猛烈扩大的英勇奋斗的红军，在今年夏天有了充足的给养”，“为了红军的给养，几乎每家每人都节省了借出了许多的粮食”，基于当前“反围剿”的严峻形势，决定秋收借谷六十万担。
谷子借来了，在运输与保管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浪费的现象，对此决定严肃提出“各级秋收委员会及苏维埃主席团，必须严格督促各级粮食部切实负责，将动员的每一粒谷子迅速集中，迅速搬运，在适当地点建立谷仓，并且很好的保管起来，不使一粒谷子受到损失”。
一粒谷子也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晶，怎能不好好珍惜。对于浪费粮食乃至其中牵涉的贪污现象，《红色中华》也会公开报道与批评。
1934年2月6日出版的《红色中华》，刊登了石城县教育部副部长周梓林“浮领伙食”之事，他负责办理石城县教育干部训练班，该训练班有教员和学生五十四名，大概这五十四人并不是每天都要公家提供伙食，但周梓林钻了这个空子，向上级部门虚报举办训练班的这一个月中，“平均每天都有五十四名的伙食费”，上级部门指出这不正确，令石城县教育部部长协同石城县工农检查部核查账目，结果发现周梓林贪污了大洋七十多元，周梓林除被责令赔款和撤职外，并交裁判部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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